来源：新浪科技
新浪科技讯北京时间1月4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加剧，经济学家们正尝试计算出排放1吨碳的真实成本到底是多少。
现在人类对于极端天气并不陌生。然而，气候危机正带来越来越严重的极端情况，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近年来，地球多次发生重大气候灾害，给大量家庭、企业、基础设施和农田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些灾害包括一次干旱、洪水、严重风暴、热带气旋、野火和冬季风暴等等。
随着气候变化成本的上升，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在重新审视一个鲜为人知但可能非常重要的数字。这个数字影响着人们对现实世界气候变化成本的理解，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也在推动各国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以实现减排的目标。
不作为的代价
这个数字被称为“碳的社会成本”（SocialCostofCarbon，简称SCC），是气候变化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曾被其创建者、奥巴马政府的前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称为“你从未听说过的最重要数字”。自年首次使用以来，SCC已被纳入多个重要经济决策的考虑因素中，例如消费电器的能源效率，以及汽车和卡车的燃油经济性要求等。
SCC合计了与排放1吨二氧化碳有关的所有可量化成本和收益，定义了社会应该为避免未来气候变化——如洪水和干旱事件的增加——所造成的损失而支付的成本。通过SCC，决策者就可以权衡缓解气候变暖的好处和减少碳排放的成本。
SCC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考虑了碳排放对全球造成的损害，二是考虑了今天的碳排放对后代的影响，因为温室气体会在大气中持续存在很多年。
一些国家已经尝试采用某个版本SCC，使用SCC来评估能效标准的收益，并指导政府制定电力等部门的政策，政策为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了一个总体上限，但通过允许企业在拍卖中买卖污染信用额度，为企业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灵活性。
SCC有助于促进评估和决策，涉及消费电器能效、车辆燃料经济标准，以及逐步淘汰氢氟碳化物（用于冰箱和空调的强效温室气体）等。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表示，SCC作为工具而言有其局限性，对气候变化早期采取有力行动的好处远远超过不作为所付出的代价。现在经济学家认为，SCC的计算方式高估了采取气候行动的成本，低估了行动的效益，导致其数值过低。
在年的一篇论文中，研究者分析了SCC对以其作为工具的53项政策的实际影响程度，并得出结论，在几乎所有政策中，政府对净效益的估计都是正的，无论是否有SCC。换句话说，研究作者认为，SCC在早期并没有导致政府政策的实际变化。
不过，早期的SCC可能在其他方面产生了影响。SCC对企业思维“有着深远的影响”，企业利用它来设定内部的碳价格，用于商业和投资决策，这也促使政府出现关于征收碳税的立法建议，而这些税被设定为与SCC相同的值。
碳的价值
近年来，从SCC数值变化时的影响来看，其重要性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事实上，SCC的最初数值——每吨21美元——本就不可能保持不变，而是会随着证据更新和科学进步而不断改变。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更新SCC的建议，但那时，对气候变化采取否认态度的唐纳德·特朗普已成为美国总统。科学机构的研究结果被忽视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低的估计值，这基本上是彻底否定了支撑碳排放社会成本的气候科学。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SCC的值降至每吨1到7美元之间（SCC通常不是单独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可能值的范围）。之所以出现这个较低的数值，主要是忽略了可能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气候影响，并显著降低了以今天的美元计算的未来损害成本的估计。
从“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ACE）计划中就可以看出SCC数值下降的影响，该计划是特朗普用于取代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的措施。奥巴马的计划旨在到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年的水平相比减少32%，而ACE计划预计将在同一时间框架内，减少0.7至1.5%的排放量。
“特朗普的计划实在是太平庸了——它真的什么都无法实现，”研究人员表示。根据未来资源研究所开发的模型，尽管ACE计划会降低燃煤电厂的排放强度，但燃煤电厂的数量和燃煤发电量预计都会增加。
关键的重新计算
乔·拜登总统在年1月上任的第一天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主要职责是给出临时的SCC数值，并为将于年1月公布的新SCC确定计算方法。年2月，工作组将临时SCC设定为奥巴马政府最近使用的数值：每吨51美元。
然而，自最初的SCC计算方法提出以来，一些思维已经发生了演变。最终获得的SCC使用了几个不同的模型，并将4个关键因素结合在一起。首先是社会经济预测，用来估计经济将以多快的速度增长，未来将有多少人口，以及这些人将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其次是气候将如何对二氧化碳排放做出反应，比如海平面上升或气温上升的速度有多快。第三个因素是收益与损失，比如适应海平面上升的成本，或者气温上升将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以及作物产量所受到的影响。
第四个因素是，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将以今天的货币来衡量。这一因素考虑的事实是，二氧化碳将在大气中存在数千年，并且随着温度的升高，其危害也在增加。
这种将未来资本或效用折算为现值的过程被称为“贴现”（discounting），可以对SCC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做法也可能引发争议，毕竟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在数百年后才能感受到，而现在削减排放需要花钱。高贴现率意味着今天活着的人比后代更有价值，低贴现率的意味相反。
自SCC提出至今，科学家对气候变化导致的破坏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科学家有大量现实生活的数据可用，而不是对未来某个抽象点上的温度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假设。从用数学方法描述气候与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到拥有数据以便尝试理解这种关系，确实是巨大的进步。
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考虑气候影响的不确定性问题，而不是仅用归纳的方式。此外，气候变化在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影响也需要考虑在内，不是说全球GDP会下降5%，或是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摄氏度，而是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下人们生活的地方，比如伦敦、孟买或底特律将发生什么。
规划未来
随着科学和思维的改进，SCC将如何更新，研究者还提出许多其他想法。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些重大变化带来的风险，如冻土融化、海洋环流变化和国内冲突等。对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的预测也可以考虑在内，因为这两者都会影响对碳排放和气候灾害的预测。明确某些知识上的空白，比如社会将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温度，可能有助于得出一个更有效的数值。
不过，专业人士都有一个共识，即需要提高SCC的数值，而这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未来资源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SCC最终可能高达每吨美元，是目前数值的三倍多。如果我们越过某些气候临界点，比如永冻土融化和冰盖解体，所导致的巨大破坏可能会使碳的社会成本增加约四分之一。
这肯定会影响人们采取的行动，比如政府为电动汽车提供补贴，以及增加充电站数量的意愿。如果政府采用更高的SCC数值，也会给企业带来压力，促使它们更新自己项目的碳估值方式。
如果SCC的科学基础越充分，并得到更适当的审查，那它就更有可能继续被未来的政府使用。SCC的数值在过去几届政府中发生了变化，这对商业规划而言是很困难的——当你试图为低碳转型做规划时，你需要的是稳定。总的来说，SCC需要基于现阶段最好的科学研究结果，对后代将面临的问题进行更全面的估计。（任天）